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而将龙牌会定义为尽管带有一定迷信色彩、但主要是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的这一过程,是通过当地村民和外地学者的互动共同完成的。组织者们将龙牌会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安排使学者们对它的认识倾向于肯定。1996年龙牌会期间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的发言都集中在辨析迷信问题。在一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宋教授说:“这个节基本上是健康的。有迷信,但主要是一种娱乐,另外有一种教育作用,也有利于形成集市,发展经济。”他对龙牌会的这一定位使其有可能被看作有缺点的正面形象。迷信只是整个活动的一种属性,并且不是主要的属性。一位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董先生说:“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要讲政治。龙牌会对精神文明是有促进作用的。”

另一方面, “上面来的”这些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又受到当地村民的极度重视。这些专家们的一些有关文章和发言被龙牌会自己转印、传阅、散发,成为他们在宣传中确立龙牌会正面形象的有力证据。以往龙牌会与代表正式“文化”的文字表述系统是没有关联的,甚至以往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关于它的记载。龙牌会之开始进入学者的文字表述体系,是在民俗学者刘其印先生1991 年调查过龙牌会后写出的文章中,此文发表在1991 年《风俗通》第1 期。随着前来考察龙牌会的学者逐渐增多,有关龙牌会的学术论述逐渐增多,这些文字论述成为龙牌会组织者和村民们选择性地利用来对上、对外正面宣传龙牌会的重要依据。这些学者们的一些观点甚至逐渐成为当地民众的说法。从一个中学退休的武大爷在访谈中说:“龙牌会,是一种民俗文化,其中也带有迷信色彩,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俗文化,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没有迷信,也就没有这个民俗,因为就没有了吸引人凝聚人心的东西了嘛。”

相比而言,这种对“迷信”的修辞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的化妆法。他们还有脱胎换骨的高招:对龙牌信仰属于龙文化的知识生产。以往信众从来关心的是“龙是否灵验”问题,而不必然要回答“龙是谁”的问题。在1991 年有学者参与之后,关于“龙是谁”的知识生产成为村民主动建立与民族国家历史的联系的策略。

1990 年前后,随着龙牌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龙牌会的文化人(村民和外来的知识分子) 逐渐统一口径说龙牌供奉的是古史传说中的勾龙,是“龙的传人”意义上的龙。组织者印刷龙牌会简介、向客人介绍龙牌会渊源时都讲述这一内容,并在聚会场所悬挂“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之类的硕大横幅。我们先后在1998 年和1999 年分别对范庄村民和前来参加庙会的外村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分别为107人、100人) ,72 %的范庄人、50 %的外村人认为龙牌爷是中国人的祖先。“龙的传人”是加强中国人的凝聚力的口号,在近些年被赋予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政治含义。龙牌会的组织者通过意义和认同的再生产(重新解释并加以传播) ,使自己的信仰活动由原本可能完全不被外部世界接受的事物,变成了大家很难在政治上否认其正确性的东西。

其实,国家层面表述中的龙图腾与村民的龙牌爷在观念上有天壤之别。现当代的“龙的传人”是说我们都是以龙为图腾的那群先民的后人。那群先民可能相信龙是自己的祖先,可是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只是神话而已。而村民则把龙牌上的龙视为祖神,龙牌爷在过去存在过,现在依然“灵验”。尽管龙图腾与龙牌爷原本在意义上是不同的,但是,经过他们的叙述和解释,龙牌信仰因为见证了远古的勾龙神话而从一种地方性的信仰变成中华民族一个历史阶段的“活化石”,从而被认为具有了进入博物馆的价值。博物馆的功能是通过实例见证历史。于是,龙牌就具备了与博物馆的功能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龙牌会的迷信和人文历史,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在中国的官方表述模式里,前者是糟粕,后者或许是精华。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解决方案里,前者注定要消亡,后者才是可以被拯救、可以“合理”地在今天存在的——当然不是继续存在于代表迷信渊薮的寺庙,而是展现在真正属于现代的博物馆。这是国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是,这里的行动主体是村民,他们恢复及重新界定龙牌会的行动本身就是反抗这个标准表述和解决方案的。龙牌会在拓展出官方所承认的“精华”方面的同时,仍保持着村民们自己所认同的那些被官方标定为“糟粕”的内容。这种结合艺术在“龙文化博物馆—龙祖殿”这一双名建筑物的创意上臻于极至。

三、名生实:新庙的诞生

一个新诞生的人或者物,要在地表占据一个位置。在中国,人们已经习惯在怀孩子之前得到政府部门的生育指标,在修建房屋之前申请建房证,因为国家已经对地表建立了严密的监管体制。一个新的存在在落到地表之前必须首先在政府公文中存在,也就是说,他(它)必须先有“名”,才能成“实”。否则,如果先有实,其存在随时会遭遇被否定的危险。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新庙的诞生,不仅是因为有了名,而且是因为有了双名,才会有实。一些想象中的事物要通过双名在不同的符号体系里有了位置,实才能在政府监管体制和具体的物理空间中发生。解放前范庄有10多座庙,其中玉皇庙3 座,真武庙3 座,五道庙2座,三官庙1 座,老母庙1 座,奶奶庙1 座。这些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毁掉了。尽管一些庙宇的遗址还在,并没有被其他建筑物占据,但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些庙宇一个也没有重建。村民供奉龙牌,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为龙牌修建过专门的庙宇。

修建庙宇,首先要经过宗教局批准,然后经过土地管理局颁发土地使用证,经过建设规划部门批准设计图。就正常程序而论,要合法地给龙牌盖庙,在现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龙牌会在官方的宗教信仰分类体系里属于民间信仰,不是合法的宗教,所以宗教局不会受理为它盖庙的申请。

但奇迹还是发生了。我们参加2003 年的龙牌会,看到了一座够标准的神殿——“龙祖殿”。后来听说它的造价是26 万元。会里的人自豪地介绍, “我们完全是按照柏林寺的大殿建造的”。柏林寺是附近的一个佛教名胜,举世闻名,万众仰慕。

龙牌会从临时大棚发展到庙宇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过程。村民每年搭棚,其实是在盖庙,只不过盖的是临时庙宇,在庙会后不得不拆除,因为他们不能永久占据大棚下的地,也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建筑物所需的文件。当他们从学者们提出的“博物馆”这个名词得到启发后,他们才为一个永久性建筑的想法找到现实的方案。北京的学者1996 年考察龙牌会的时候,在范庄参加了一个座谈会。我曾记录到,在一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宋教授提到, “这里集中了中国农业文化的很多东西。我们能否就此搞一个民俗博物馆?”

龙牌会的组织者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他们很高兴学者们也提出盖房子的意见。会头们真的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其中史振珠是最热心的。到1998年,他们已经决意要盖房子。史振珠在2000 年当选为龙牌会会长,他就积极张罗起来。他一方面与政府部门沟通,申明是要盖博物馆;另一方面在村里宣传为龙牌爷盖庙,筹集资金。

申请盖博物馆,避开了龙牌会作为民间信仰的性质,也就绕开了宗教管理机构及有关管理规定,从而直接将其界定为一个文化机构(在此过程中,学者们的有关论述成为申报时的重要依据之一)。赵县政府的领导在这个时候已经承认龙牌会作为龙文化的历史文化内涵,接受了建设龙文化博物馆的说法。县政府出面组织有关的职能部门制定旅游项目规划,把龙文化博物馆和赵州桥、柏林寺一起作为县里重点推荐的旅游景点。于是,县计委对龙文化博物馆进行了立项,土地管理部门和建筑规划管理部门也都批准了这个工程。

但是这个被批准的工程并不是一个国家投资的项目,政府实际上不拿一分钱,它是要龙牌会单独实施的一项建设。因此,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就必须主要从村民中募集。我们2003 年8 月从会长史振珠口里得知,他管事三年以来,会里攒了3 万6 千块钱,大伙儿集资5 万多,向县里镇里争取了2 万块。现有17 户会头大多捐了钱,有出1 千元的,也有出20 元的。普通村民有捐2 千元的,也有捐1 块、2 块的。集资的数字大大小于实际的花费。好在龙牌会在当地是有信用的,以后一年一年的香火钱可以偿还赊欠的建筑费用。

既然申报的是建博物馆,并且批准的也是博物馆,政府也给了一点钱,那么当然要建一个博物馆;既然向村民募捐说的是建庙,那么当然要建一个庙。博物馆的名义下有批件,却没有土地和办得起事来的资金;庙的名义下有村民同意的土地占用、大量捐款和信用,却没有合法身份。建筑物只能是一个,那么它必须既是博物馆,也是庙宇。

经过龙牌会组织者的运作,博物馆和庙宇结合的方案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或谅解、默许,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1 年和2003 年龙牌会期间在范庄先后举行的“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奠基仪式”和“龙祖殿落成典礼暨赵州龙文化博物馆揭牌仪式”。

2001年2月底,规划中的建筑物已经在范庄的土地上动工了。赵县县委、县政府和河北省民俗学会在2 月22 日- 25 日(农历二月二前后) 联合召开了“河北省首届龙文化博览暨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县城里召开的,在二月二当天,县领导和与会学者共计140人去观摩了龙牌会的过会仪式,并为龙文化博物馆奠基。在此后的两年里,会头们在村委会和镇政府的协助下,费尽心机,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建成了一座标准的大殿。在同样是县政府和学者参加的落成典礼上,奠基时惟一的博物馆之名变成了两个名称中的一个,另一个由“龙祖殿”代表。这个建筑物的准确名称是大门左右的招牌:“河北省范庄龙牌会”和“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一个建筑物有了两个招牌、两个名字。这个一而二或二而一的名实关系的形成是这个建筑物能够成功出现的机巧,也就成了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逻辑的一个着眼点。

四、双名制:从文化传统到政治艺术

由于国家对地表和信仰活动的行政管理达到了非常全面、系统的严格程度,一个国家承认的教派的信众要修建一所寺庙已经是不易了,而一群老百姓要凭空造出一座供奉民间信仰的神灵的寺庙,更是不容易。尽管不容易,但我们的调查还是显示,当前各地都能够看到民间自发修造的庙宇。造归造,大多数庙宇的存废都是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没有经过管理土地、宗教的政府部门的审批,也即没有合法的身份,随时都可能被上面来的人拆除。电视和党报在过去这些年隔三差五地报道,某地落后群众私建庙宇,当地党委班子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地予以清除,诸如此类。在我们的调查地的邻近地区,这种通过拆毁寺庙来破除迷信、维护治安的事件就一再发生。邻乡的“铁佛寺”在过去的20多年里经历了几个回合的再造和再拆的折腾,1999 年,县政府部门再一次拆毁了这个民众在不久前自发修建的民间信仰的寺庙。

本文谈论的“龙祖殿”,是经过了政府的规划的,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中都拥有合法的身份。我们看到,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它在诞生前已经在学术的、政治的和政府管理的话语或者符号结构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已经给诸如龙牌会这类的民间信仰活动贴上了“迷信”、“落后”的标签。这种标签将村民与学者、官员区隔成一优一劣、一高一低的两个等级;这种标签让政府与农民各持一套观念体系,各守一块社会空间:政府在城市里,农民在乡村里。时过境迁,今天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河北省范庄“龙祖殿”的兴建见证了一种新的社会事实:那些被区分开的,也有方法被结合起来。这个时候,村民并不必然要放弃他们的“迷信”,学者和官员仍然抱持“文化”。这种事实的发生,在我看来,取决于双名制这一文化传统被作为政治艺术而灵活地运用了。

龙祖殿的诞生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博物馆的创意;创意能够被所有各方接受,则取决于一物两名的方案;这个方案能够被各方接受则得益于中国的命名传统。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一人多名的社会。如果用对举来说,一个人有小名、大名,有乳名、学名,有字与号,有生名、谥号。这种多名制也可以简述为双名制:一俗一雅,一内一外,一少一长,一个通行于内部的亲密圈子,一个面向外面的大社会。它兼顾了个人生命史的不同阶段在社会联系上的不同范围,是一种跨时间和空间的表征思维模式。不是通过命名而把生命、实物像树一样栽到一个点上,而是意识到他(它)将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给它两个点,让它左右逢源。这是一个解决时间变迁和空间差异的有效方案。人们在复杂社会、复合文化中采用双名、多名,会比较容易习惯与多个有差异的名称认同。叫乳名是我,叫字号也是我。叫龙祖殿是那个建筑,叫龙文化博物馆也是那个建筑,尽管人们在称呼的时候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名号,但是人们心中都有数,它其实是有两个名称的,有人会叫它的另一个名称。这是人们自幼就习惯的一种文化传统。

以我们此个案中的赵县来说,此地以前是普遍采用双名制的。小孩出生后往往随口叫一个小名,或者根据孩子的大小、黑白、胖瘦,如1996 年公布的龙牌会组织者名单(下同) 中的“黑旦(蛋) ”,表明这个男孩出生时颜色比较深;或者与家庭主要的担心、期盼有关,如名单中的“拴皂(灶)”、“拴牛”,表示家庭企盼孩子被拴住,不要失去他的生命。后来方便的时候请有文化的人取一个“正名”、“大名”,或者等到上学的时候让老师给取一个学名,如名单中的“文祥”、“文全”。小名通常比较土俗,学名当然文雅,通常符合儒家思想或立业发家的期盼。因为人们实际上大都有两个名字,而村民之间称呼或者书写会选择其中一个名字,男子在成年之后大多被称呼大名,但有些人的大名、学名没有传开,所以我们在公布的名单中能够发现一些人在成年之后仍被习惯地称呼小名。按照老传统,妇女在娘家有一个小名,嫁到夫家后在亲戚和邻里之间会被呼以亲属称谓,官府则以夫家和娘家的姓氏合并指称一个妇女。现在范庄的妇女在少儿时期大都曾经进过学校的门,也都有一个学名,并且把这个名字带到夫家。年轻妇女在娘家仍然有一个时期被用小名称呼。

这个地区的男子在成家立业之后,可能举办“合号”仪式:给他取一个号,加上“老”表示尊敬。为了广而告之,家里会请戏班来村里唱戏,称为“请合号戏”,在戏台上把新的号公布出来。有的同村多人一起举行,戏班唱几天,一天公布一个号。如一个会头的父亲罗老贡、当过会头并积极推动龙牌会复兴的罗老亮,都是合号之后流行开来的名称。

简言之,小名是在家庭和熟悉的小环境中使用的,大名、学名和号是在其所有者要进入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中所使用的名称。所谓小名小圈子,大名大社会,这一俗一雅的双名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空间中使用的。

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一人不止一个专名。在一个人进入新的交往圈子之前或之后,人们按照新的圈子乐意接受的内容或者风格再赋予新的名字。这种命名习俗表现在我们的个案里,不仅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且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艺术。龙牌会被认定的性质与政府所持的话语和固有的符号结构本来是南辕北辙,但是组织者借助这一命名习俗克服了政治障碍,达成了新的合作。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在差异中左右逢源、获得生存空间的符号结构。

一人多名的传统被广泛运用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由于生育控制、户籍管理、婚姻登记等人口管理的普遍推行,中国人现在趋向单名制。但是,多名制却以各种变通的方式为我们所常见。早先的北京孔庙,现在同时是首都博物馆;早先的紫禁城,现在同时是故宫博物院。我们还看到,江西一个家族的祠堂和北京郊区一个龙王庙挂着“老龄活动中心”的牌子。我们久已习惯,中国的日历兼用格里高利历和传统农历。我们在各个单位的门口走过,会注意到太多的单位挂着两个以上的牌子,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们日常耳闻目睹得何其之多。在一个持续剧烈变动、多元分割的社会,一个人、一个机构、一座建筑,在其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充满差异和紧张,在其所处的多元空间之间, “彼”与“此”各持一端,可是“这个”归属与“另一个”归属都不能抛弃。多名制是连接今昔和彼此的一种文化机制。当然,它的被运用,在许多时候具有政治的意义。

从功利上说,多名能够让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左右逢源;从认同上说,它是人们应对骤变社会的方式: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既前后接替(新命名) ,又同时并存(保留原名) 。双名让主体在各种二元结构中游刃有余:我本来是这一元,我现在也可以是(原先不可能的) 另一元。我们也许应该说,实际是一元的现实(存在) ,被用二元的符号并置来表达。双名兼顾了一个纵向历史感的自我和一个横向社会联系(不断扩大) 的自我。这造成互相支撑的双认同,我与非我转化为旧我与新我,而旧我与新我要在双名制下来理解,它们不是互相代替的,而是并存互补的。旧我是历史向度的我,新我是空间拓展诉求的我。这个个案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克服历史与当下的紧张、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小圈子的归属与大社会的归属的紧张的一种方案。